2022年04月07日          来源：天山网

作者：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严学勤

2020年，德国反华学者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又名郑国恩）先后发布了《集中营之外：北京在新疆实施的长期劳动、扶贫和社会控制计划》论文和《新疆强制劳动：劳动力转移和动员少数民族采摘棉花》的研究报告，妄称“在新疆的长期稳定维持战略是基于强迫或至少非自愿培训和劳动、代际分离和对家庭单位的反常社会控制和侵入性的结合。其中大部分是在减贫的标题和幌子下实施的”。^①“新疆棉花生产的很大一部分很可能受到强制劳动的影响”，甚至要求彻底禁止中国棉花及其产品。^②2021年12月23日，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将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成法，该法案捏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是对新疆地区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的严重污蔑。

作为一名长期在新疆地区研究精准扶贫和南疆社会变迁的社会学研究者，看到这样根据网络媒体报道和部分数据捏造的结论，异常愤慨。2020年底到2021年，笔者团队先后2次赴南疆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一方面采取问卷调查方法采集了南疆地区10个县^③3028户维吾尔族农户的贫困监测数据，另一方面通过文献研究搜集了大量南疆地区社会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于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农户转移就业的缘起、过程以及成效进行了分析。本研究力图解释以下几个问题：1.南疆地区为什么要推动劳动力转移？2.中国式转移就业扶贫的特点是什么？当地政府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3.通过转移就业，南疆维吾尔族农民获得了什么？

一、南疆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必要性

南疆地理位置一般指天山以南地区，行政区域一般指南疆四地州，包括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长期以来，南疆地区土地资源贫乏，人多地少矛盾突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市场的完善，新疆开始了劳动力转移就业之路，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部分南疆县已经成为劳务输出大县，北京大学马戎等学者2007年前后调查了南疆劳动力转移问题并对转移成效给予了积极评价。2012年以来，随着精准扶贫在南疆地区的开展，劳动力转移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首要选择，不仅结合了当地实际，更是扶贫政策进行本地化、适应化的结果，有着必然性。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疆地区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凸显

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基本数据，新疆总人口2585.23万人，其中：南疆四地州共有人口1033.77万人，占全疆人口比重为39.9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新疆维吾尔族人口10年间增加162.3万人，主要以生育自然增长为主，增长16.2%，人口增速明显高于新疆其他民族。

从自然资源来看，南疆四地州土地面积广阔，2018年末为58.63万平方公里（合5863.38万公顷），但因地貌多沙漠、山脉，戈壁，可耕地稀少，仅为165.29万公顷，占土地面积的3%。^④从人均耕地来看，较少的和田地区仅为1.34亩，克州地区仅为1.37亩，^⑤由于耕地方面有旱地和水浇地的区分，因此实际上能够稳定产出的可耕地占有量更低。南疆地区人地矛盾凸显，且土地产出附加值低，仅靠种植业无法提升生活水平，是南疆劳动力进行转移就业的重要原因。

（二）南疆维吾尔族农民生计模式长期以农业为主，收入低下

从劳动力就业形态来看，根据新疆地区1990、2000、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资料，1990-2010年30年期间，维吾尔族总体上从事行业最多的均为农业，1990年农林牧渔劳动者占比为84.1%；2000年占比为80.5%；2010年占比为83.0%。 2010年，维吾尔族从事的行业占比依次为：农林牧渔劳动者（占83.0%）；商业服务业（5.8%）；生产运输工人（4.4%）；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2%）；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办事人员（2.4%）；其他（0.1%）。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之上。

从农民收入看，南疆地区农民收入长期以来处于低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初期的2014年为例，南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6514.5元，低于新疆整体水平2209.3元，低于全国水平4334.5元。最低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4852元。（见表1）。

从城市化水平看，南疆地区一直是新疆地区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即使经过了多年发展，2018年末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地区、和田地区城镇人口占比分别为34.3%、23.0%、22.5%和21.7%，远低于同年度新疆整体水平（50.91%）。^⑥

从产业分布来看，南疆四地州长期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发展不足。1990年时第一产业产值约为39.4亿元，是第二产业的4倍多，第三产业的2.51倍；2000年第一产业总产值约为103.6亿，是第二产业的近2倍，第三产业的1.59倍。2010年时，第一产业约为333.9亿，第三产业已和第二产业基本持平略有超出，但第二产业仍发展远远不足，约为第一产业的64.1%（214.0亿元）。（见图1）^⑦

（三）南疆地区深度贫困特点明显，维吾尔族农民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南疆四地州贫困县26个、贫困村2605个、贫困人口267.7万，分别占全疆的74%、86%和84%，贫困发生率高达29.1%。^⑧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落后，脱贫任务艰巨。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4年的扶贫识别标准，人均年纯收入低于2300元之下，“两不愁、三保障”中存在突出问题的即可被识别为贫困人口，该标准按2014年美元汇率换算为美元约为1.02美元，低于世界银行2010年制定的1.9美元一天的贫困标准，更远低于世界银行确定的中等收入偏下国家的贫困标准每天3.2美元。

基于这种贫困现状，国家于2011年将南疆地区划为国家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⑨并于2017年末将其纳入“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域，^⑩被称为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和深度贫困区域。

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看，南疆四地州脱贫攻坚前教育、医疗、住房水平远低于全国水平，地方病如肺结核等一度造成流行。住房方面以土坯房为主，甚至一些地区居民住红柳和泥巴编成的“筢子房”。在居民饮水方面，2014年以前，南疆多地长期饮水安全不达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南疆农村大多数区域仍以人畜共用的涝坝水或水渠水为主，极易滋生各种病菌。

在笔者团队一项2016年在和田地区的调研中，调查的300余名农户中，超过60岁的维吾尔族农民中，有90%以上没有去过乌鲁木齐，甚至很多连地州首府都没有去过。因绿洲之间交通较远，农民主动外出务工比例非常稀少。较多农户的生计基本以种地、小型家庭养殖业（如养羊）为主。“种地（养羊）——娶媳妇——生孩子（养羊）——种地”的模式，一度成为绿洲农民无法摆脱的贫困代际传递循环。从2020年南疆3028户维吾尔族农户的调查数据来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被访者占比达到64.4%，初中文化程度占到33.1%，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总和不到 3%。（见图2）。

人地矛盾突出、产业单一和收入低下、深度贫困共同构成了推动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农户转移务工的内在动力，也是南疆维吾尔族农户改善生活条件、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然选择。

二、南疆地区组织化扶贫的特殊性及其取得的成效

（一）“打赢脱贫攻坚战”下的“家国一体”式关系

201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战略，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减贫扶贫的“战役”。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消除了绝对贫困，对于世界而言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中国的精准扶贫战略核心是“六个精准”，主要措施为“五个一批”。^⑪在整体精准扶贫体系中，主要内容包括“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帮扶和精准退出（考核）”四个环节。精准识别和精准管理的前提是对于贫困户基本信息的了解和把握，并针对贫困户的致贫原因确定切实的扶贫策略。整体四个环节的实施过程都伴随着精细的检查和反复评估，确保精准扶贫的过程经得起验证。^⑫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全面动员指令，将扶贫最后阶段的任务比喻成一场战役，要求“尽锐尽出，攻坚克难”，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投入这场全面战役。最后五年的攻坚战，其动员程度之高、覆盖层面之广、政策力度之大都是前所罕见的。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的力度逐年递增，但越到后面，贫困人口的缩减幅度却越来越小，因为剩余的贫困人口是脱贫能力最差的群体。对于这些群体，常规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往往无能为力，西方赞誉的“涓滴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对于这些弱势群体而言效果都非常有限，有必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根据中国国情，要精准靶向施策，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只有依靠国家力量。

这种中国式的国家动员机制与西方传统的“国家—市民社会”二元对立体制有根本的差异，一方面体现着中国从历史以来“以民为本”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理念的基本表现。这种国家为主导，不计成本、倾力帮扶弱势群体的价值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本质差异。正如社会学者周飞舟2021年在文章中提到的：

“无论是在本地产业的培育过程中，还是在激发内生动力、建设乡风文明的过程中，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并没有以‘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和效率逻辑去荡平村庄原来的社会结构，而是小心翼翼地与农民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接’。就生产而言，无论是高投入、组织化的规模产业，还是多种类、小补贴的‘菜单式’扶贫，农民始终是经营的主体，家庭始终是经营的单位；就生活而言，无论是母老子幼、病残满屋的大家庭，还是妻离子散、鳏寡孤独的小家庭，帮扶干部总是以家人的姿态出现，帮助农民点燃的是家庭生活的希望之火。这一定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运行逻辑的产物，而是更具备历史和社会的必然性。”

周飞舟将这种脱贫攻坚中体现出的“国家扶持农民，而农民也会由响应国家到热爱国家，化家为国”，称为“家国一体”的关系。也是对于新时期脱贫攻坚下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最好体现。也正如学者唐任武总结的：“中国的成功实践不仅印证了中国自身选择的脱贫攻坚的正确性，而且用无可辩驳的脱贫攻坚事实，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选择，为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组织化扶贫成为从上到下实现组织和资源优化，从而更有效率地突破贫困坚中之坚、难中之难的必然选择。在这种组织机制下，国家能够和普通居民的小家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关系，而家庭也真正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南疆地区脱贫攻坚中的因地制宜与实践

南疆四地州被列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后，得到了国家扶贫资源的重点倾斜。国家一方面采取全方位资源支持包括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物资、基建等全方位支持方式，另一方面组织兄弟省份开展对口援疆大力支持南疆地区脱贫攻坚。

根据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1-2020年间，仅喀什地区实施对口援疆项目3141个，援疆资金519.59亿元，年均51.96亿元，县均43.3亿元。和田地区2011-2019年间收到援疆项目2281个，资金2398.05亿元，年均26.56亿元，县均29.88亿元。大多数项目均为产业和民生发展项目，有力促进了居民民生、产业和就业发展。

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路径“五个一批”在新疆的实践中，因地制宜发展为“七个一批”，即转移就业扶持一批、发展产业扶持一批、土地的收益用于向贫困人口购买劳务脱贫一批、转为护边员扶持一批、生态补偿扶持一批、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扶持一批、社会保障兜底来脱贫一批。^⑬与全国战略不同的是，根据南疆的实际情况，南疆地区将转移就业扶持一批当做了推进南疆地区扶贫的重中之重，在转移就业过程中，事实上有着深刻的实际因素考量：

一是基于南疆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面对地少人多的资源困境，外出拓展就业岗位资源，成为南疆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刚需。而南疆地区广阔的棉花种植规模，以及其他规模性农作物种植如核桃、红枣、番茄、打瓜、红花、薰衣草、葡萄等，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路径。通过产业转移在南疆地区建设的大批棉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南疆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天然的耦合关系。

二是基于南疆的深度贫困现状和农民的收益考虑。农民长期处于赤贫的生活状态，人均耕地占有量低，粮食作物产量不高而且价格低，从事原有的小农经济收益非常有限。南疆地区土地已经利用到了极致，较多水浇地都采用套种模式，即小麦地里种果树、一年两季套种玉米，即使如此，一亩地加上果树、小麦和玉米收益，毛收益不超过1500元，还要扣除人工和化肥、农药、水费等，能够勉强温饱，但无法依托土地脱贫致富。而有技术的工人小时工即可达到200元每天，季节性务工一般熟练工如采摘等可达到6000元/月以上，固定务工在小型村办工厂最低约为每月1500元，远超土地收益。外出务工成为能够迅速提升家庭收入的有效手段。

然而，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从贫困迈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相似，南疆地区要走出转移就业的路子非常艰难，突出的困难在于：

一是小农经济的特性和劳动力素质成为阻碍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的核心因素。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户国语不通，绿洲的地理特性使其封闭性非常强，很多农民基本没有去过外地，缺乏劳动技能，使得外出务工非常困难。笔者团队2020年对于3028户维吾尔族农户调查数据表明，国语水平完全没有办法交流的占42.3%（1350户），只会一些简单的语句占47.3%（1509户）；可以基本日常交流的仅占9.2%（293户），熟练可以听说读写的仅占1.2%（37户）。在被访者中，曾去过省会乌鲁木齐的被访者不到被访者的3%，部分年纪偏大的被访者甚至连区域中心城市喀什市、和田市都没有去过。

二是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对于市场经济信息的普遍缺失，与外界交流少，尤其是面对需要跨区的劳务时，农户有着小农经济背景下天生的胆怯和顾虑。小农经济下容易造成传统的故土难离的心理。同时，更多农户由于家庭负担较重，如有照顾的孩子和老人等，也无法去外地务工。

基于这些困难和问题，当地政府、村委及访惠聚工作队在帮扶农户就业增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一户一策”，精准把握农户需求和实际，从而精准地制定就业帮扶政策。对于家庭负担较轻的农户，鼓励其外出务工，符合条件的鼓励夫妻一同务工打消疑虑，并安排好从出发到务工地的全面帮扶措施；对于家庭负担较重难以外出的农户，采取家门口务工方式，如产业园、村办工厂、合作社等，在一些区域甚至形成了独特的产业“四级架构”；^⑭对于能够偶尔出门进行季节性务工的农户，开展组织性劳务输出季节务工，成立劳务派遣公司，乡镇成立劳务输出站。在派遣务工过程中，一般遵循以下流程：“对接用工需求——组织动员——自愿填报意愿——签订劳务合同——派出——务工——结算工资——返回”；对于家中实在负担较重缺劳动力农户，则采用公益性岗位和社会保障兜底方式给予帮扶，真正做到了应扶尽扶。

在整体推动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当地政府起到了政策支持、资源支持、困难解决、信誉担保和社会保障的重要作用，当农民遇到劳资纠纷的时候，则成为农户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我们在2020-2021年的调查中，查阅了大量基层农户保留的劳务合同，农户在参与过程中表现出了完全的自愿，并且就业有问题的可以协商返回。在我们的调研中，仅发现了2例属于中间单独返回的情况，是因为家中临时有急事如家人生病等，未发现违反意愿强制务工的情况。在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对于务工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情况，在3028户维吾尔族农户中，共有2227户接受过就业扶贫措施的帮助，对帮扶满意度为99.1%。仅有21户（占0.7%）的被访者认为就业扶贫未达到预想的效果。

可以说，在南疆维吾尔族农户就业过程中，政府通过精准扶贫体系，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帮扶作用。当一个落后的区域想要彻底摆脱贫困帽子，走向现代社会的时候，单一的小农经济无法独立融入现代经济体系从而实现社会转型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介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为了解决规模性贫困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开展的规模性促进就业的政策介入也并不罕见，如印度“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巴西“国家劳工体系”等，这些计划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政府大规模介入干预和扶持的方式。

三、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农户改善就业后的生活变迁

从3028户维吾尔族农户的调查数据来看，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农户通过就业，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条件，对于整体区域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氛围的改善都是明显的。2020年11月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告，全疆包括南疆在内全部脱贫，累计脱贫308.9万人、退出3666个贫困村、摘帽32个贫困县，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南疆地区整体摆脱绝对贫困，是中国式扶贫的胜利，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扶贫经验。

（一）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劳动力通过改善就业，收入得到提升，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从收入增长来看，3028户维吾尔族农户收入增长明显，人均纯收入为14587.93元。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56元。与统计部门同期数据对比，调查的维吾尔族农户人均收入比新疆平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531.93元，有了较大程度提升。

南疆维吾尔族农户收入的提升，进一步改善了其家庭生活条件。在调查中，农户家庭拥有家用电器如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的比例已经超过95%，75%以上农户拥有代步工具如摩托车、三轮车等。通过安全饮水工程、富民安居房政策、15年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大病全覆盖医保政策等，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农户彻底做到了“不愁吃，不愁穿”“安全饮水有保障”“义务教育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家庭生活条件改善明显。

（二）南疆维吾尔族农户生计模式多元化转型明显，新型兼业型农民成为普遍形态

从收入结构分析来看，被访南疆维吾尔族农户收入结构开始多元化。数据分析显示：从人均收入来看，农户收入来源依次为工资性收入，人均6053.71元（占41.5%）；家庭生产经营收入，人均4912.16元（占33.7%）；转移性收入，人均2677.32元（占18.4%）；财产性收入，人均944.73元（占6.5%）。（见图3）。^⑮与曾经打零工只是生活少量补贴的旧形态不同，通过务工获得收入已经占据了南疆维吾尔族农民收入的大部分，超过了生产经营性收入。

同时，我们发现了被访维吾尔族农户中存在明显的兼业现象，即维吾尔族农民在从事农业劳动获取种养殖收入的同时，也拥有了数额不少的工资性收入，而且比重越来越高。通过分析可知，在生产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项收入中，904户维吾尔族农户有4项及以上的收入（占比29.85%），1016户维吾尔族农户有3项收入（占比33.57%），666户维吾尔族农户有2项的收入（占比21.98%），单项收入的农户仅442户（14.60%）。

此外，南疆地区基层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彻底改变了南疆地区基层妇女的面貌，妇女有机会可以走出家门参与工作，改变了南疆地区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女性通过获取收入获得了更好的家庭地位，尤其是纺织女工阶层的兴起，已经在极大地改变着南疆基层社会的结构。

（三）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开阔了视野，提升了自信，沟通能力提升，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

一方面，南疆维吾尔族农民作为转移务工人员能够走出去看世界，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在劳动中交流，进一步提升了沟通能力，开阔了视野。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有过务工经历的农户都待人接物很自信，也更注重主动表达自己的意愿，愿意和陌生人沟通，这种自信的提升是潜移默化的，很大层面提升了维吾尔族农民的自身认知。另一方面，农户通过订立合同，有效提升了法律和权益保障意识。同时，农户整体自身能力如沟通能力、适应能力、自信心的提升也是对于人权的巨大提升。

在调查中，和田地区策勒县一个农民努尔加那提汗·托合苏来曼，于2019年8月前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青岛联洋水产品有限公司务工，目前每月工资3500元。在调查时候，他刚好休假回来。在受访中他这样说道：“外出务工1年半，我差不多挣了6万元，这顶得上我以前开店5年的收入了。出来务工后，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真正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现在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我更加明白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现在觉得脱贫不难，致富也不难，幸福的生活只要肯奋斗就会属于你。”

这是南疆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的心声，通过外出务工，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命运都得到了改变。

四、结论

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等，我们对于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劳动力的就业情况、当地政府扮演的角色以及维吾尔族农户就业获得的收益情况作了基本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1.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劳动力通过改善就业，收入得到提升，生计模式得到改变，实现了人的发展。2021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中国少数民族发展与人权保护”云上边会举行。参会代表围绕少数民族的发展、减贫、健康、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话题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边会发布了共同声明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⑯可以说，通过就业改善，南疆维吾尔族农民能够获得更好的收入，进一步改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打破了原来单一封闭的生活环境，提升了眼界和自信，实现了人的提升发展，向生活幸福迈进了重要一步。

2.在推动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整体国家政策下，政府将扶贫路径本地化为“七个一批”，并将“转移就业扶持一批”作为新疆地方经验来实践对于贫困的靶向治疗，是“中国式扶贫”的创新，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理念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转移就业扶贫中，当地政府起到了政策支持、资源支持、困难解决、信誉担保和社会保障的重要作用。当农民遇到劳资纠纷的时候，政府则成为农户利益的坚决维护者。政府和农户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国一体”的深刻表现，绝不是什么“强迫劳动”。国家服务人民，人民响应国家，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深刻体现。

3.通过就业，处于封闭和经济落后区域的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得以走出家门，参与到整体的社会大生产浪潮中，这是对于传统小农经济的革新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南疆社会的整体转型。在转移务工中，这种务工模式并不是让大部分人彻底摆脱农业，而是催生出了南疆农村的新阶层—兼业农民，他们开始脱离土地走向城市，这是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对于南疆维吾尔族农户而言，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维吾尔族人民群众丧失原有特性，而是走向更加幸福美好明天的基本路径。

①Adrian Zenz.Beyond the Camps: Beijing’s Long-Term Scheme of Coercive Lab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in Xinjiang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Vol. 7, No. 12, December 2019.P1.

②Adrian Zenz.Coercive Labor in Xinjiang: Labor Transfer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Pick Cotton.Center for Global Policy,December 2020.p19.

③样本对象包括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叶城县、莎车县、伽师县；和田地区墨玉县、皮山县、于田县、洛浦县、策勒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调查采取分层按比例抽样方式，按照各县农村人口分布情况，共抽取10个县201个村，入户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共完成有效问卷3192户，其中维吾尔族农户3028户。

④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2019》P294-295,342。

⑤数据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9》P77-80页，294-295,342整理计算。

⑥数据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9》表3-9：各地、州、市、县(市)城乡及分年龄人口整理计算，新疆整体城市人口比例见《新疆统计年鉴2019》表3-1.：主要年份人口数及构成。

⑦数据来源：根据《新疆统计年鉴》历年统计数据汇总。

⑧新疆日报网报道：尽锐出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http://www.xjdaily.com/c/2019-06-01/2072282.shtml?bsh_bid=4580337291.2019年6月1日。

⑨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⑩2017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以下简称“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是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补齐这些短板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关键之策。

⑪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⑫精准扶贫体系说明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3）25号。精准识别是指通过申请评议、公示公告、抽检核查、信息录入等步骤将贫困户和贫困村有效识别出来，并建档立卡;精准帮扶是指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和贫困村深入分析致贫原因落实帮扶责任人逐村逐户制定帮扶计划，集中力量予以扶持;精准管理是指对扶贫对象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测建立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实时反映帮扶情况，实现扶贫对象的有进有出，动态管理，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决策支持;精准考核是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识别、帮扶、管理的成效以及对贫困县开展扶贫工作情况的量化考核，奖优罚劣，保证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处。

⑬见中国新闻网报道：新疆贫困发生率降至6.1% “七个一批”脱贫攻坚成效明显，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0479620377462509&wfr=spider&for=pc

⑭四级架构目标是“村村有产业，家家有收入”。围绕“县有龙头企业、乡有规模企业、村有卫星工厂、户有小作坊”。见搜狐网报道：和田地区：下足绣花功夫，攻克贫困堡垒https://www.sohu.com/a/420308125_99906108

⑮生产经营性收入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经商与运输收入；工资性收入包括短期务工收入如摘棉花等；长期务工收入包括公益性岗位、固定卫星工厂务工、长期雇佣打工等；财产性收入包括租赁土地、房屋、店铺等；转移性收入包括低保金、五保金、养老金、其他政策性补贴收入等。

⑯新华网客户端报道：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043203713276782&wfr=spider&for=pc.2021年3月13日。